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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明朝后期有无法控制边疆的烦恼？

感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粉丝提问。为什么明朝后期或中后期有无法控制边疆的烦恼，比如东北的满族与南方的郑芝龙等。而相比明朝，清朝的中期或中后期为什么就没有这种烦恼，比如新疆叛乱，但左宗棠抬棺出征硬是为清朝保下了这片领土。其实笔者刚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有些哑口，一时间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

但在思索了许久后还是给这位朋友做了简单的回答，然而在回答完之后笔者又觉得，这个问题三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毕竟他牵扯到了两个王朝，两种制度。因而，笔者冒昧地在这里跟大家就这个问题再做一个略微详细些的回顾，看看到底为什么少数民族的清朝能稳定地控制边疆，大多数人口的明朝却无法稳定地控制边疆。

其一，科技的进步，比如电报的出现

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对于清朝有一个很大的误区，那就是以为清朝的科技非常落后。诚然，清朝的科技相比西方列强而言，那确实是比较落后，但相比我国历史上的其他封建王朝，那绝对是发达到不能再发达。

这里笔者可以举个例子，当年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就已经从西方列强手中获取了大量的步枪，而这种步枪的威力远超则明朝时期的种种火器。又比如清朝的北洋海军，那更是在光绪年间便已经拥有了铁甲舰，而这种铁甲舰相比之前任何朝代的木质军舰而言，都是堪比降维打击般的存在。

言归正传，清朝后期因为西方列强的介入，清政府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设备，比如电报就是其中之一。我们都知道，古代的封建统治者经常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政令的传达不够及时。比如唐玄宗时期的安史之乱，就是因为政令的传达不畅，才导致安禄山等反贼趁势从边疆一路攻打到长安。

根据史料记载，光绪年间的维新变法时，清朝便已正式下令，从此以后，凡偏远地区的圣旨，一律改由电报发送（嗣后明降谕旨，均著由电报局），而且拥有和实际传达圣旨相同的权力和效用。这点看似无关紧要，但其实将他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那带来的作用可绝非之前的任何科技可比。

这里笔者举个例子，当年庚子国变时，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狼狈不堪地从北京直奔西安，路上甚至不敢做丝毫的停留。但是在到了西安之后，慈禧太后又开始以清朝统治者的身份发号施令，但她当时位于偏远的西安，距离南方及北方的各位总督大臣可谓非常遥远，那么又是如何发号施令呢？没错，就是用的电报（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次年，便有了直达新疆的电报局，而且当时李鸿章还在各地皆设有电报局）。

其二，清朝对土地的重视胜于明朝

清朝是以满族发家，而满族又是一个非常具有开拓性的少数民族，因而这就导致清朝的统治者在对于土地的重视上，的确是要高于明朝。

这里笔者可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明朝的根本核心是两京十三省，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内地。对于内地之外的土地，比如最早的交趾，后来的东北，最后的台湾等，都是采用了羁縻（jī mí）的政策，即当地人治理当地人。而且对于这些地方，明朝既不派遣军队，又不重视民生，所以在贪官污吏的统治下，这些地方对于明朝的向心力是非常低的。

可是反观清朝，他们对于整个统治区的所有土地都非常重视，而且这种重视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派兵和干预。我们都知道，清朝对于内地的统治与明朝基本无异，除了加设将军这一官职外。而对于那些边疆地区的统治，清朝就显得格外重视，比如清朝在外蒙古和新疆就分别设立了乌里雅苏台将军和伊犁将军等。而且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将军并非是虚职，而是确切地在当地掌握有一定兵马的实权将军（还有一定的其他权力，此外清朝也确实偏爱在各地驻军）。

说完驻军，我们再说干预，清朝对于这些边疆地区的干预做得非常彻底，比如在蒙古设立盟旗制度，即各个地区的人不能随意走动，一旦随意走动则视同谋反（主要针对贵族）。又比如在西藏正式确立活佛转世制度（达赖喇嘛）等。

这里笔者先说个很特殊的点，那就是清朝身为少数民族，确实是有一定的优势，比如他们不用考虑太多的善良与残忍。清朝曾在蒙古和西藏等地区强行推行喇嘛教，而喇嘛教则几乎动摇了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根基。原因在于，喇嘛教教规规定，无论一家有多少子嗣，都只能有一个人来娶妻生子，其他的都必须当喇嘛，而喇嘛则不能娶妻生子。

文章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在这里笔者说句题外话，也算是为明朝正个名。那就是清朝末期虽然有种种先进的科技和制度，但清朝的领土丢失却依然不比明朝差太多。比如清朝末期，英国人曾攻进西藏并占领了拉萨（扶持了伪政权），又比如甲午海战失败后，台湾被割让，辽东半岛也差点被割让等，至于其他的如外蒙古独立，香港澳门被强行租借等那就不再多说了。

最后，关于“为何明朝后期有无法控制边疆的烦恼，而清朝后期却没有这种烦恼”这个问题，笔者个人的答案有以上两种。第一个科技的进步，比如电报的出现，这个是指清朝享受到了以电报为代表的科技红利，而且这些红利还很有价值。第二是清朝对土地的重视胜于明朝，这个是指清朝对于土地的监管程度要比明朝重视得多，比如他们从不采用羁縻制度，而是实际占领等。

参考资料：《明史》《清史》《白话二十四史》等。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地下城驭剑士称号？

称号里最适合的肯定是皇室尊亲了，40+力不说，攻速暴击属性强化全覆盖，外加强力触发效果。今年国庆的称号也不错。看楼主走什么强化路线，一般走冰火光的比较多，所以就在这几个里面选一个。满属性大概38力，18属强，换算过来对应的属性伤害能提升8%左右了，很不错。

明清没能发展为海洋贸易大国？

笔者查看已有的回答，看到是大量篇幅叙述郑和七下西洋的情况，对明清没能发展为海洋贸易大国理由叙述感觉不够透彻不够清晰，这里说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留言点评。

郑和下西洋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计七次。由于使团正使由郑和担任，且船队航行至婆罗洲以西洋面（即明代所谓“西洋” ）故名。

在七次航行中，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港集结，至福建福州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 ，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目前已知最远到达东非、红海。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 。

郑和七下西洋后，明清没能发展为海洋贸易大国的原因

千百年来，人们毫不吝惜对郑和下西洋的溢美之词，可是这其中却存在一个吊诡之处：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打通了航路，沟通了沿海各国。可以说，郑和已经为中国发展海洋贸易提供了十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且这一步，比西方还要早上百年踏出。可是，明清数百年间，却始终无法发展成为海洋贸易大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一个结果的发生，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明清在郑和七下西洋的情况下，依旧没有发展成海洋贸易大国，自然也有其内因和外因。当然，这其中内因又是主要原因。内因主要有三：

一. 郑和下西洋本身的局限性

郑和下西洋是一件伟大的历史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郑和下西洋本身是没有局限性的，恰恰相反，从商业的角度来看，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彻底的“亏本买卖”。

《明史》载：“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马敬则在《瀛涯胜览序》中说：“洪惟我朝太宗文皇帝、宣宗章皇帝，咸命太监郑和率领豪俊，跨越海外，与诸番货……盖声名施及蛮貊，使普天之下，含灵蠢动悉沾德化，莫不知有其君而尊亲焉。”

这便说明，明代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主要目的是寻找建文帝和宣扬明朝威德，至于“与诸番货”，则只是顺带做的事情。事实上，郑和下西洋中，与诸番贸易得来的也基本上都是香料和奇珍异宝，它们最终都要献给皇室，而不是用于商业贸易。而且，为了宣扬威德，明朝付出的经济代价往往要比诸番高得多。

1407年九月初二，大明国首都南京充满了节日般的欢乐。远航归来的郑和，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献俘仪式。当着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臣的面，郑和将其在南洋旧港擒获的海盗首领陈祖义等三人献给朝廷。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下令即刻处斩，“诸夷闻之震慑”。

在官方的史册中，陈祖义伏诛被看做是大明王朝扬威异域的一大胜利。“帝大悦，爵赏有差”(《明史》)。在擒获陈祖义战役中有功的旧港侨领施进卿，被任命为宣慰使，“赐印诰冠带文绮纱罗”。宣慰使，是大明帝国为了治理边疆少数民族而设的官职，为从三品。

在一片弹冠相庆之中，包括在后世的普遍称颂声中，大多数人都不曾注意到：刽子手的鬼头刀，不仅斩下了陈祖义的脑袋，而且也斩下了海洋中华的希望。波涛之上，中国“海盗”们与西方“海盗”们争夺着蔚蓝色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不同的是，当西方“海盗”得到其祖国的强大支持、成为拓殖先锋时，中国“海盗”却必须时时面对自己祖国、来自背后的攻击。

所以，郑和下西洋虽然打通了航路，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朝的海上贸易，但这只限于安全性，至于明朝海上贸易发展艰难的本质问题，则没有得到解决。而且，郑和下西洋还给明朝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以致于最后明朝不得不停掉下西洋。常见的说法，认为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外的贸易交流。而实际上，郑和下西洋恰恰摧毁了宋元两代数百年来积累的中国商业文明和它的贸易体系。

二. 明清两朝的“海禁”及闭关锁国政策

从隆庆年间开放，明朝的海上贸易迅速发展来看，如果明清两朝能够抓住郑和开辟航路的这个机会，大力发展海上贸易，那么扭亏为盈轻而易举。只可惜明清两朝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大力推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

《大明律》曾规定：“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清朝也曾针对海禁颁布法律：“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辑，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清史稿》）

不论是明朝的海禁，还是清朝的闭关锁国，对于海上贸易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孤立、自闭的政策下，商人们无法发展海外贸易；沿海的百姓们无路可走，只能入海为寇，侵扰中国边境，然后朝廷又因此加紧海禁政策，以致于形成恶性循环。

三. 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的

这种海禁政策恶性循环的根源，还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其实，能够发展海上贸易对西方国家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地理大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海上贸易。可是中国却截然不同，以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决定中国必须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作为农业赋税供养的国家，中国统治者极度强调农业生产和内部稳定。在“维稳”的思路决策下,在统治者的眼中，商业能够带来财富，但它却会危及统治，只有农业才是国之根本。所以统治者愿意以放弃民间海上贸易为代价，封锁沿海地区，防止倭寇侵扰，关起门来统治。更何况，官方也不是全然放弃了海上贸易。

据记载长期造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树都被砍得差不多了，造船成本大幅上涨。明代早期造一条50米的大船大概要花2500两白银，到晚期就要4000两，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就得10000两以上。

事实上，不能说明清两朝的中国不是一个海上贸易国家，不论是否实行海禁，两朝其实都没有断绝官方的海上贸易，毕竟自己赚钱这种事情统治者还是愿意做的。只是，一个国家如果只允许官方进行海上贸易，其海上贸易的总体量和竞争力都会受到限制。当西方列国纷纷瓜分世界，发展海上贸易赚取大量钱财的时候，明清两朝却在自缚手脚，此消彼长之下，中国自然不可能成为海上贸易大国。不过，明清两朝没能抓住郑和下西洋的机会发展成为海上贸易大国，也与外因有关。所谓外因，便是当时中国外部的海上贸易环境。郑和下西洋打通了航路不假，但是航路上的威胁却没有清除。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海外有张士诚的残余势力，还有倭寇的侵扰。

明谢肇淛《五杂俎》记载：“元之盛时，外夷外贡者，至千余国，可谓穷极天地，罔不宾服，惟有日本，倔强不臣。阿拉罕以师十万从征，得还者仅三人。至明初，日本仍不服王化，冥顽如初。”

明朝派出使臣想和日本联合剿灭倭寇，但是日本天皇却将使臣杀害，并要求与中国通商。在这种情况下，明朝自然不可能答应日本的请求，只是开战代价又太大，于是明朝干脆实行海禁，“寸板不许下海”。

到清朝时，东岸沿海地区又有郑成功等反清势力。清朝为对抗他们，也实行海禁。在这种情况下，明清两朝一旦开海，便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发展海上贸易的收益当然比开海所要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但在将商业看作“末流”的统治者看来，实行“海禁”，是一个一劳永逸，简单效率的方法。

反弹琵琶，另一种观点，海禁，是为了发挥自己优势

其实朝廷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明朝的面子工程，跟外邦的朝贡贸易是赔钱赚吆喝，我们又不是人傻钱多，这就像汉唐时期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打通西域，那不是大老远过去炫富的，是为了打通商路挣钱用的。到了明朝也是这个理，政府花了这么多钱，出动了令周边各国都颤抖的威猛舰队，那也是为了增进贸易收入，打通朝贡海路用的，政府增进的当然是政府朝贡贸易了，这块笔者要多说几句，很多人都以为朝贡出于政治目的，完全用钱买心理安慰，其实朝贡贸易可不是出于政治的亏本买卖，而是优先考虑了贸易其次才是政治因素，明朝前期朝贡贸易是进口内销挣自己人钱，结果导致是货币流出，1567年中国通过对外贸易引进白银之前，朝贡贸易只造成中国财富和货币的流失，郑和的远洋活动输出的铜钱以及白银不计其数，当时铜钱也被赏赐给外国的使者，这就造成明初很多铸造的铜钱以及白银流失海外，朝贡初期朝廷向外藩进口的货物多是珠宝香料等，而中国的代价则是货币，货币是商业资本特殊发达的社会财富最高形式，无论是打击贸易还是鼓励贸易，都会把货币外流视为头等禁事，例如南宋也有“金银铜铁货不许下海”，唐代《唐律疏议》记载“金，银，铁，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所以明初实打实的真金白银于朝贡中流失，真是当时最得不偿失之事。

后来朝廷看到大量货币外流，心想这可不好，我得再赚回来，既然可以利用海洋贸易补贴货币流失为何弃之不顾，于是1567年国家外贸产生了，而且是基于海禁政策产生的，利用海禁限制自由贸易，然后进行国营贸易，国家垄断进出口，与西洋国家进行丝绸，瓷器贸易中得到大量白银，垄断价格再卖到国内，赚的钱用来补贴国库，《明史.食货志》记载：“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另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所讲，明朝政府对朝贡商品收取货物税。附进物先收50%的货物税，余者由官府给值收购。货物进入港口全部封仓后，待抽20%的货物税才准开仓交易。

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江南沿海一带，南方手工业逐渐发达，体现在手工工厂即家庭作坊的数量.规模扩大,生产工具与技术更新,产量增加。最重要的是当时在江浙一带的丝织业出现了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机工”和以生产丝绸获取利润的“机户”，以及福建泉州一带的大型瓷器工厂，产地开始集约化，产量开始量产化，这一切带来的是生产力的提高和资本主义的抬头，然而当生产力大于国家外贸的程度时，很多商品就需要更加广大的市场，就要通过政府更大的朝贡贸易使得明帝国出口大于进口，造成的贸易顺差充盈了国库。

弗兰克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认为，1400—1800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体系格局，他用贸易和套汇来说明他的这一理论，证明了明代中国通过与西洋各国的官方贸易赚取大量货币。中欧海上贸易航线建立后，美洲白银通过太平洋运到马尼拉，再转至中国，是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

结语

郑和下西洋，只凸显了航海技术层面的伟大，却凿沉了本可遨游全球的“海洋中华”的巨轮，断送了锐气勃勃的海外华人社区，从此海内外华商被抽去了脊梁骨，不依附于权力就无法雄起;虽然是政治压倒经济的伟大，却令数百年来和平、富庶、充满朝气的中国海疆成为海上墓地。

参考文献：

1.历史战争，为什么郑和下西洋打通了航路，明清却没能发展为海洋贸易大国？

2.时事纵横，中国为何在郑和下西洋之后进行海禁, 历史真相终于解开, 有人说这招真高！

十恶是什么意思？

“十恶不赦”这个词相信你并不陌生，在电视剧中更是经常出现，甚至在你看见一些杀人犯的新闻时也会吐槽一句“这个人真是十恶不赦！”

是的，基本上的人都能知道这个词的大致意思，就是形容一个人罪大恶极，不可饶恕。此中的“十恶”在现在也并非实指，但在古代却是实有所指的。

那“十恶”又是由何而来的呢？古代的“十恶”是指哪十恶呢？

首先“十恶”最初是佛教中的一个用语，指十种当招致地狱、饿鬼和畜生这“三恶道”苦报的恶业。

到封建王朝则是指危害君主专制统治秩序以及严重破坏封建伦常关系的重大犯罪行为。

由西汉到北齐再到隋朝最后到唐朝，不断演变至正式确立“十恶”之罪。

西汉：“大逆不道不敬”罪。

2.北齐：在河清三年的《齐律》十二篇中的的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3.隋朝：在隋开初，此时正值佛教的繁荣期，因此统治者将佛教的”十恶“引入律法，由此”十恶“之名出现了，它代替了”重罪十条“。《开皇律》：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4.唐朝：《唐律疏议》：

1）谋反。指企图推翻朝政。这历来都被视为十恶之首。

2）谋大逆。指毁坏皇室的宗庙、陵墓和宫殿。

3）谋叛。指背叛朝廷。

4）恶逆。指殴打和谋杀祖父母、父母、伯叔等尊长。

5）不道。指杀一家非死罪3人及肢解人。

6）大不敬。指冒犯帝室尊严。通常为偷盗皇帝祭祀的器具和皇帝的日常用品，伪造御用药品以及误犯食禁。

7）不孝。指不孝祖父母、父母，或在守孝期间结婚、作乐等。

8）不睦。即谋杀某些亲属，或女子殴打、控告丈夫等。

9）不义。指官吏之间互相杀害，士卒杀长官，学生杀老师，女子闻丈夫死而不举哀或立即改嫁等。

10）内乱。亲属之间通奸或强奸等。

”十恶“不可沾其一，沾一即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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